【人民时评】
正确看待代表“暗访”功效
□ 周建军 王 琛
10月29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对《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该草案新增规定，北京市人大代表可以在不事先告知被视察单位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对全市各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进行视察。这种预先不告知，“突然袭击”式的视察被人们认为是“暗访”。对于代表视察的此项改革，媒体赞声一片，认为只有“突然袭击”式的视察才能发现问题，才是人大代表视察工作的本质回归，应该成为代表视察的常态。
通过地方立法来避免人大代表视察中的走过场和形式主义现象，确实有着直接而积极的现实意义。目前各地各级人大无论是组织代表视察，还是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视察、调查，基本上都是“明察”，即在视察前下发通知，让被视察单位做好“准备”；视察中先听被视察单位负责人的汇报，然后再到实地察看几个“亮点”，向几个现场群众询问一下情况，最后再集中议一议，提几点意见，就算视察结束。实事求是地讲，对于这种视察，如果本着认真负责、求真务实、讲究实效的原则，认认真真地去进行，视察的效果和监督的实效一定会不错。但问题是，这种视察基本上是在有关方面做了相关准备后进行的，往往是视察前预先通知，视察中专人陪同，视察后酒宴招待；视察中所见所闻几乎是“满眼皆春色”，真正倾向性的问题、实质性的意见恐怕被掩饰；视察结束后，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仅仅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泛泛而谈地提些建议。因此，相应地增加一些事先不通知的“暗访”性视察，必然能更为真实、深入和全面地了解情况，从而进一步提高视察实效。
但必须正视的是，代表视察毕竟不是一种完整的监督形式。视察时“突然袭击”，是能够更多地发现问题，可以就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但这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因为代表在视察时并不直接处理问题。代表视察报告也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监督职能，视察只是作为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等监督工作的一项辅助性、前置性的工作。因此，过分夸大视察的监督功效，认为搞“突然袭击”式的视察就能“使人大监督处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局面，进而让国家机关和单位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如履薄冰”，这是不切实际的。人大的监督有它一定的程序和规律，不能撇开“明察”专门去搞“暗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此次规定也只是“可以”“暗访”，并没有说“暗访”才是取得视察实效的唯一方式。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明察”又有“暗访”，才是全面的、实质性的监督。（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大常委会）
（《人民之声报》2007年第73期一版 作者：周建军 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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