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代表五年遇到的人和事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李梅自述 本报记者张晓峰整理报道
2003年3月5日，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这一天，我一名普通女工，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坐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
在这之前，我只是在电视里看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的盛况，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有一天也成为会场中的一员。这几年中，经常有人问我，你当时是不是特激动，特高兴？在这里，我把当时真实的心情告诉朋友们：没有，我没有兴高采烈，也没有欣喜若狂。只感受到了那份神圣、庄严和肃穆。
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
去北京开会之前，亲朋好友一再告诫我不要乱说话，一切行动要听指挥。所以，出发以后我就非常谨慎，唯恐说错一句话，一言一行看着其他代表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绝对的精力高度集中，有点诚惶诚恐。
在本届最后一次代表培训班讨论会上，有一位代表首先提起了这个话题，大家都踊跃畅谈自己第一次开会的经历，结果才知道大多数的代表和我有相似的经历。尤其是表决和投票，这位代表说，来之前，一位朋友一再嘱咐他，一定要看清按钮，千万别按错了。所以他把这件事牢记心中，进入人民大会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红、黄、绿三个按钮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待到我们一次次投票和表决之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没有必要紧张。谈到这些的时候，大家都禁不住笑了起来，感慨万千。
我参加过的选举经历是这样的：在讨论国家领导人候选名单时，由于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名字，倒没有什么。但在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候选名单的时候，200多候选人，除了一个简短的简历再没有其他介绍。许多候选人大家都不认识。
讨论会结束时，我们接到通知：晚上电视上将播放关于选举的讲座，请代表们收看。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晚上电视上肯定有特殊提示，我得操心看。晚上八点钟，电视上准时播放了关于选举的注意事项：从红、黄、绿灯什么时候开始亮到怎样在选票上书写另选人，整个节目都是选举的方法，没有丝毫提示差额谁的信息。第二天，我怀着一颗疑惑的心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到了表决议程，工作人员用那始终是一个音调和语速、富有磁性的声音宣布：“请全体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撤离会场”，三遍过后，会场里只剩下代表。我小心地第一次按下表决器，待工作人员宣布表决结束时，大屏幕上显示的票数让我惊愕，我突然意识到，我有权力选择按这三个按钮当中的任何一个。
表决过后是投票，先从代表中选出监票人，由监票人查验票箱，我坐在离票箱较近的第二排，当监票人打开票箱的时候，我出于好奇，就探起身子去看个究竟，箱子里的确没有别的东西，坐在我后面的张志银代表（时任兰州市市长）就笑着问我：李梅，脖子伸那么长，看见啥了？我笑答：啥也没有。之后，会场里响起了欢快的乐曲，投票开始了，先有监票人和计票人投票（每个票箱旁有两位监票人、两位计票人），然后是其他代表们投票，监票人和计票人站在大约距票箱2米的地方，代表们一排接一排按顺序投票，也有人就近投入别区的票箱，代表们最感兴趣的是拍下自己投票的镜头，所以投票次序并没有按座次顺序进行。
投票结束后，监票人和计票人当场统计后交给总监票人和总计票人，最后公布在大屏幕上。这一整个过程，始终在我们的眼皮下公开进行，屏幕上的票数也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分团讨论畅所欲言
在分团讨论会上，代表们能不能畅所欲言，讲真话、讲实话，真实地反映当地的社会情况是百姓关注的焦点，更是我们这些代表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次培训班上，一位解放军代表说，他第一次进京之前，他们单位的同事们就反复叮嘱他：你小子是个炮筒子，到那种场合去开会，可得把你那张嘴管住，可不能由着性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当胡锦涛总书记到解放军代表团参加讨论的时候，刚开始，他还老老实实听别人的发言和总书记的分析，可听着听着，他就按耐不住了，抢到发言后，他就一古脑地把他们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说了出来，并希望军委能调整政策。
痛快的发言之后首先闪入他脑海的是：完了，这下真的捅娄子了！怎么办？嗨！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等着挨批吧。随后，他就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等待着领导的传训，两天过去了，没有人找他谈话，却有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份材料笑嘻嘻地送给了他。他赶紧看，是给他两天前建议的答复。答复上说，他提的建议受到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军委将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专题调研。
他回去后，他的同事们早已从新闻媒体上看到了这一情况，谁见了他都夸他为部队办了一件好事，说他这个代表没白当。他的几个弟兄更是为他高兴：你小子这次的炮算是真正打准了。过了不长时间，他提的建议得到了彻底落实。他的名字也在军队中传播开了，在他为此深感自豪的同时，也彻底思考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代表就是来向党中央、向国家高层领导反映真实情况的。说这话时，在座的代表都很有同感。
有人认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特别大，常常会有人对我说：你要办什么事只要吱一声，哪个领导敢不给你办？这句话当玩笑逗逗乐也就罢了，千万不可当真。其实，经过代表办理的事情是最遵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是严格按照规定一个程序一个程序进行的。因此，我也向曾经到我这里过的群众解释，你们的案件不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不重视，而是缺乏充足的办理依据。例如：八冶公司早期的一批家属工申请养老金的问题，情况大致是：上世纪60年代八冶公司刚落脚金川，为了补贴职工的生活，就把职工家属招进了公司，组建了几个工厂，有些人在这里一干就是二三十年，为公司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80年代公司开始改制，由于没有正式职工身份，他们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和补偿就打发回家了。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一些单位效益不断上升，有几个和他们同行业的单位就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补偿，给他们发放了一定的养老金。为此，他们，希望能得到同样的补偿。当我把材料递到全国人大时，国家还没有一部针对此类问题的具体解决的条例，不得已只好把这件事放下了。与会的代表们都非常同情这些老人们，都觉得对他们不公平，但“情”终究代替不了“法”，这件事情暂时解决不了，只希望国家能尽快完善改革时期的各种政策、法规，不要再出现这样让百姓利益受损的事件。事情虽然过去很久了，但是我每次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总是酸酸的。
与国家领导人面对面
老百姓对高层领导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比较感兴趣，常有人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过去和县长都没有见过面，对他们，那时我也充满了好奇。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国家领导人，是2003年3月4日的大会预备会上。离开会时间还差5分钟的时候，只见工作人员将中门打开，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排着队缓步走进了会场（每次的预备会他们都不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会场里自发地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各位领导人面带微笑，与过道两排就座的代表一一握手，我瞪大了眼睛看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原来和电视里一模一样。只可惜我没有坐到第一排，和国家领导人没握上手。
温家宝总理是甘肃选出的代表，他每年都到甘肃团参加一次讨论会，我也就有了五次近距离见总理的机会。总理很守时，参加了五次会一次都没迟到过。每次一坐就是３个多小时，有一次会开到６点半了，代表们还在踊跃发言，团长想早点结束，别让总理太累了。因为，作了一上午政府工作报告，接着是记者招待会，中午几乎没有休息，下午又来参加讨论会。但总理说，见一次面不容易，让同志们多谈谈。
在讨论会中间，代表们可以让大脑稍做歇息，还可以出去方便一下，可总理始终聚精会神地听各位代表的汇报，并就每件事情做深刻的分析讨论，没有半分钟的歇息时间。
总理是一位既随和又严谨认真的人。2004年，我代表金川公司向总理作了一个汇报，刚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双手不停地发抖，中间总理不时地插话询问，很快我的紧张情绪就被打消了，随着总理的询问很自然地汇报下去。我汇报完后，总理对金川公司的发展做了分析，让我带给金川公司六条建议并代他向金川公司全体员工问好，然后他突然回过头微笑着对我说：“谢谢你！”
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一下愣住了，旁边的李希代表赶紧低声说：“感谢总理！”我随即应声道：“感谢总理！”时至今日，这一幕我依然记忆犹新。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总理会对我说声“谢谢你！”
在另一次的讨论会上，来自陇南的一位代表向总理汇报了治理白龙江的问题，汇报结束时她说：“陇南的百姓都盼望着总理能再到陇南看一看，感谢总理一直以来对陇南人民的关怀！”谁也没料到总理接过话来就说：“你先别感谢我，白龙江的事情我还没有想好怎样解决，等我把白龙江的事情解决好了你再感谢我！”然后他深有感慨地说：“对于陇南的一山一水我都很熟悉……”并给我们讲起了他在陇南工作时的故事。
经常会有同事和朋友问我：“你们讨论会是怎么开的，是不是都是领导们在那里汇报成绩？”在这里我讲两件事。
2004年人代会上，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来参加甘肃团的讨论会，苏荣代表（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汇报西部地区经济滞后，百姓生活水平低下的问题，当他谈到张掖市民乐县发生地震后，党中央高度关心灾后群众的生活，对灾后重建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苏荣代表说，当灾民的新房盖好后，我去进行了视察：农民群众非常高兴，对我说：“我们这辈子还没住过这样好的房子！”他说完，会场里一片寂静，当时我心里暖洋洋的，我们的党政领导心里是装着老百姓的！
另一件事是徐守盛代表（时任甘肃省常务副省长）向温家宝总理汇报引洮工程的必要性，当他谈到定西人民缺水的情景时，哽咽住了，说不下去了，起身走出了会场。此情此景，我不仅是沉重，更是震撼！片刻的沉默后，总理郑重而严肃地说：引洮的事情一定要办好！
我身边的代表
任继东代表（甘肃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已是快60岁的老人了，到人大工作后，本应当可以轻松一点，可他却不改以前忙碌、执著的工作作风，主动关注起了民勤沙化严重的问题，多次到民勤考察，从沙化的面积、沙化的速度、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以及治沙工作的进展情况，无不调查得清清楚楚、数据齐全。在2007年人代会上，他毫不遮掩地向温家宝总理汇报了民勤治沙工作进展的真实情况以及民勤人民日夜期待早日遏制住风沙侵蚀的真实情景，当场深深感动了总理，总理再次坚定地说：“决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并于2007年的“十一”期间来到民勤视察。
李发申代表（兰州大学原校长）是连任两届的代表，每次听他的发言，都相当于听了一堂高水平的授课。一位大学的校长，本职工作就已经相当繁忙，可他从来没有轻视代表工作，走牧区、下山沟、访高校、进中学，广泛了解我省贫困山区、牧区的教育问题，广泛了解我省高校、中学的教学情况，并用一组组数据来阐述甘肃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来听会的部委领导和在场的代表都被李校长的发言所感染，就连温家宝总理也连连称赞李校长的发言掷地有声。
雷菊芳代表（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早先是中科院研究员，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开花结果，她走出了实验室，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毅然来到藏区的深山里，和山里的牧民过着一样的生活，并一呆就是15年，终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开发了出来，创立了“奇正”品牌。她不但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更可贵的是帮助一大批牧民走出了近乎原始的生活，并让他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地，牧民们把她敬为“活菩萨”。尤其那些由她赞助治好陈年老病的牧民和由她赞助走进学堂的儿童们，在他们心中她就是“救星”。她的公司应用了最现代的管理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制度高于一切、民主管理、人性化管理、劳动报酬公平合理。在她的公司，你找不到商业贿赂的概念、找不到克扣工人工资的现象，看到的是员工们兢兢业业工作的场景，是员工们互相尊敬、互相帮助的情景。走进这家公司，看着员工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和谐企业。她的公司很快壮大起来，先后在西藏、甘肃、青海等地建立、重组了多家企业，在中国各个地方和欧洲、美国、南亚等地区建立了销售网点。拥有雄厚的资产，她个人会怎样享受呢？她在做什么？如果她第一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想你首先会判断：这是一位农村大妈，而不是一位身价数亿的大老板，你会在惊愕之后肃然起敬。你知道吗？有多少身残无助的人被她收留，有多少失学儿童被她供养，又有多少陷入贫困的人接受过她的捐助。
2007年人代会上，大家坐在一起吃饭，闲聊间雷总说企业已步入成熟，她也该歇一歇了，做完最后的安排她就回家休息。旁边的一位代表神秘地问我们几个，你们猜猜，雷总把公司交给谁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儿子？那位代表平静而缓慢地说：中华慈善协会。
我们一点也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谁都知道，雷总会这么做的，只是后悔刚才不通过大脑就脱口而出“儿子”两字，不该玷污圣贤。她把自己千辛万苦拼打下的产业就这样轻松捐给了国家，而她却淡淡地说：我想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民营企业，企业的最终目的就是去帮助遇到困难的人走出困境。
（《人民之声报》2007年第76期四版 作者：张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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